1、严厉打击和惩处行贿受贿、贪污、地下黑色经营等违法犯罪活动。

美元进行小范围贬值也许是应该的《商务周刊》：有学者认为美国借钱超前消费的模式是金融危机的祸首，因此应该反思以消费信贷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您的观点呢？陈志武：美国的消费驱动型模式在这次危机后不会改变，只是程度上会收敛，但中国今后恰恰需要内需和消费的增长来代替，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争论的结果关系着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否要继续像美国学习，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支持民营金融和民营经济，以及由过去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转向借贷消费主导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美国的消费借贷金融为什么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方方面面的保险、信贷和基金产品，对于建立和谐社会，降低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方式的差距，给年轻人提供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等等方面，产生了那么多正面的效应。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进民退 。《商务周刊》：还有人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美联储这些年来执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您如何看这种观点？陈志武：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个判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为金融危机埋下了根本的伏笔。第二，我并不觉得美国过去一个半多世纪里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代表的是美国金融、经济的失败。美联储官员们不是从事金融交易的，一线做业务的金融从业专家懂得怎么样规避风险，监管人员却不懂得怎么样规避风险。

我自己也做企业管理，知道这种业绩考核真正做起来还是很难的。我们必须相信，人们在管理自己钱的时候，肯定要比官来管理我们的钱更靠得住、更负责任由于比较优势是价格调对才能发挥出来的，因此，在政策上，这个战略要求政府放弃统治和经济扭曲，促进开放和市场化。

笔者非常感谢林毅夫教授、魏尚进教授、周林教授、张军教授、邹恒甫教授、谢丹阳教授、张俊富教授、韦森教授、陆铭教授、龚强教授、章奇、李志赟、刘臻的指点、评论、忠告、鼓励和帮助，的确让笔者受益匪浅。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研究方法和成果也许可以做出优劣之分，但是对中国问题进行经济学研究本身绝不是二流学术。如果没有的话，通常要么是因为比较幸运，要么是因为这种机制在现实中并没有被很多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观察到并真正关注、重视和认真思考过[7].我想，正是在后者意义上，林老师倡导中国学子多研究中国问题。有些观点认为，研究中国问题尚不是主流经济学，而主流经济学家极少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所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是二流的。

比如，渐进改革仍能保持高增长，乡镇企业的一度兴起，双轨制，这些制度创新都是中国之外所没有观察到的，这方面有不少研究论文发表在最顶尖的杂志上，经济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随之经历了一个群体性的转变。同时具备这些特征而又能表达新见解的任何经济学模型一定是可以发表在最顶尖杂志上的，因为其原创性。

[5]魏尚进教授评注：There are two broad approaches to study issuesrelated to the Chinese economy：（a ）using economics as a scientific？tool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phenomena observed in the Chineseeconomy。这正是我1994年发表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所主张的观点。[9]张军教授评注：过去30年里中国的问题是否可以为经济学家提供创造性的贡献？我认为创造性贡献的机会的存在首先不取决于中国的问题是否独特。理论的发展永远会对数据的种类和质量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企图等待别人把所有数据都收集整理齐备了再着手做研究，未见得总是一件好事。

这就像有了马歇尔建立的均衡理论体系和后来比较成熟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家反而有了更大的成长空间。坦率地说，我曾经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想法。数据收集是一项长期的群体性的正外部性很强的工作：以规范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多了，对理想数据的需求也就多了，数据供给也就会更快地跟上，进而又能吸引到更多的研究者来着手研究中国的问题。他中文写的多卷本《经济解释》极富创造性（特别是他对成本的重新定义和解释，对制度、交易费用、对产权、对企业、对合约、对分成制以及对均衡等）。

如果有人真的认为不需要基于中国的问题来发展经济学，那我的选择是，不说了，把辩论的时间用来做研究吧。对于很多从事定量数据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都不否认中国问题的意义和趣味性，但是苦于没有理想的易得的数据存在，所以就无从下手。

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在JPE ，AER，QJE等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刊物上近年来也频频出现[5].芝大的老师们特别强调好的研究不是炫耀数学技巧而是要能带来新的经济学见解。好的命题的价值只是在于有效提高人们的思维速度，并加深对相关事物普遍规律的理解。

这个动态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因为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而呈现非常不同的特征。**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但是，细细一想，以是否已经主流为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研究的价值，这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我相信，如果能够将中国这方面的组织形态所揭示的经济学洞见用数学模型有效地表达出来会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15].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有很多现象还没有被很好地理解。[10]张军教授评注：最近Gary Jefferson和我在做一文章，期间我们就什么是中国的问题讨论了很久。因而我越来越认同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政治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

这是很强的个人偏好，我并不很认同，而且这显然也不是国际主流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学界的确有不少经济学家是这么认为的[3].事实上，很多时候纯理论发展的灵感也是直接来源于到各种现实观察与应用研究的启发和矫正，理论研究也因而能够不断保持生命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4].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应用性研究中，研究中国问题是否意味着必然是二流学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单单考虑经济约束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考虑政治约束，政策执行的速度和效果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是可以非常不同的。

其中他也提到了中国安徽的一个小村庄农民的非法行为居然引发了整个国家十几亿人的经济改革和增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将经济学普遍原理应用到国别问题研究之中，或者是从一些国别现象中提炼出有趣的经济学创见加以一般化，或者是用国别的数据来验证已有理论，这些即使在目前最活跃的举世公认的大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也屡见不鲜，像Acemoglu，Banerjee，Grief，Maskin ，Murphy ，Myerson，Shleifer，Townsend ，Zingales等等。

作为一名正忙于写博士论文的青年学子，笔者对这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认识难免粗浅，而且也许是不具备发言资格的。我在国内开始作研究时所养成的习惯是直接在现有宏观经济模型上作拓展然后根据得出的结论来反向界定模型的目标，虽然自我感觉这有利于增进自己对原有模型的理解，并积累了不少有用的建模技巧和写作心得，但是往往做出来的东西很难得到芝大老师们的好评，投稿也屡屡受挫。

张教授2007年对中国经济系统有了全新的解释和突破。在经济学上，这当然就很主流了。在如何看待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这件事情上，我和很多中国经济学者和学子一样，都曾经有过迷茫，特别是在选择研究主题时，觉得就更有必要想清楚，所以正好借此机会系统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并求教于各位方家。如果不能做到这点的，通常不是好文章。

独特的问题也限制其理论的适用性和价值。[8]张军教授评注：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中国学子是否真的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呢？我认为不是大多数，而是极少数。

[2]陆铭教授评注：我想，有可能纯理论的研究本身往往就是应用研究（或现实问题）推动的，而在这类的纯理论研究中，制度可能就不是中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一些制度中性的理论拿来用的时候，往往才会发现，其实，有些看似制度中性的理论的假设，其实就是一种制度。从经验上说，大多数经济成功的国家基本上应该遵循这样的战略，除非政府胡来或者受到某些条件的制约而不得不选择违反这个逻辑的其他战略。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的数据整体种类和质量在近10年里都有着长足和快速的进步。对此观点，就我所知，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分歧非常明显，覆盖了从全力赞同到全盘否定的整个光谱。

来源：《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3期 进入 王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学 。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优势的战略与后华盛顿共识的精神和逻辑上是一致的。顺便说一句，我比较认同North 的观点，即经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特征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关于内生经济政策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发达民主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主要通过投票等民主过程实现。

一般情况下，只要能有超过两个老师真正欣赏你的论文，那就足够好了。我认为华盛顿共识忽略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政治可行性约束，特别是对于一个像前苏联这样的大国，怎么可以像对待小国那样，企图按照少数知识精英的设计（很大程度是制度的比较静态研究）一夜之间完全重塑甚至克隆整个政治和经济体制？怎么可以忽略地缘政治，忽略经济人的自利性反应，忽略过渡动态中的不确定性，忽略人们基于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社会共识和社会资本？凡此种种。

我觉得，经济学家North 对制度的强调的意义会越来越重要，因为将来的经济学家会越来越多地去研究那个复杂、多样、精彩和机巧的制度的。张五常说自己三十年不读他人的作品，定有这样的寓意。

资源禀赋决定要素相对价格和成本结构，进而决定技术选择的道路和产业结构。我自己对一般纯理论本身兴趣依然浓烈，同时写的大部分论文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内生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所以有时候会直接涉及到中国问题。